政之所兴在顺民心

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　　作者：郑朝阳

——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
《管子》是中国古老的政治和哲学著作之一, 以记录齐国政治家管仲的思想为主。《管子·牧民》篇中说：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。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”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”，点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要义所在：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。这一中国先民政治智慧的结晶，不断在中西方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中得到印证。

民心即人民之心。以人为本是百家争鸣中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等学派的共同主张。儒家主张“仁者爱人”，行德政，修文德，美教化，易风俗；强调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道家主张小国寡民，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。我们一向以为严刑峻法的法家，也主张以人为本。秦始皇一统海内，“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”，避免了因分裂而造成的矛盾和战争。宰相李斯为秦始皇所作的石刻颂词中，多次颂扬皇帝“夙兴夜寐，建设长利”、“男乐其畴，女修其业，事各有序”，着眼点是国家安宁、百姓富足，人人守法耕战，以国强推动民富，以吏为师，统一思想。诸子百家主张虽有不同，但皆以人民为财富和国本，爱民敬天的初衷一致，可谓殊途而同归。

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秦始皇当年一扫六合，但好大喜功，用刑太苛，秦二世即位之后变本加厉，滥用民力，最终酿成巨变。陈胜、吴广和刘邦都是在押送戍卒劳工的过程中，因为大雨失期，或人员逃亡过多，因为秦法严苛，无奈权衡之下揭竿而起。假如秦二世有中人之资质，稍微采纳民意，以秦的国力和地利，断不至于把祖宗基业毁于一旦。相反，刘邦在秦末战争和楚汉争霸中胜出之后，悟出“天下苦秦久矣”的根子在于秦政严苛，入关后约法三章，统一天下后与民休息，短时间恢复了社会生机。文景之治继承了汉初政策，继续轻徭薄赋，废除肉刑，行黄老之治；汉文帝更是克勤克俭，以仁爱宽厚待人，无时无刻不以民生为念，因爱惜民力打消修露台的念头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获得极高赞誉，成为后代帝王的典范。

顺应民心不是一个消极等待的过程，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实践。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，民心所向也随着时代进步而调整变化。大体来看，当一个社会政权草创时期，以静观其变，韬光养晦，专心发展为主；而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随着国富民强，人民的文明程度也在提高，社会风气要求开拓，国内国际政策也会随之调整。时机未到而强求，算是强弩之末；时机已到而不动，则庸碌无为。

民心为重是东西方政治的共识，但两者起源不同，表现各异。西方源自于城邦政治，先有一些个体订立契约，明晰权利和责任，后通过联合、联盟、武力征服等不断拓殖，后来者不断由外围、边缘进入中心，逐步被授予公民权利。故西方政治中的民意，表现为同意权，即选票。中国则不然，黄河长江的两河流域，部落联姻而有姓氏，血缘关系扩张而为政治关系，齐家与治国的逻辑类同，于契约之外更重道德因素和情感结构，追求将心比心，察民生疾苦，为政不在强力而在盛德。故中国的政治，为一种追求良好社会理想的精神性政治，发挥着教化和凝聚的作用。乐民之乐，忧民之忧，是中国政治中特殊的情感，所以忠臣必为孝子，能够移孝作忠，追求忠孝两全。

中国人所讲的民心，不在选票的数量，而在于政治的质量；不在于政权从何而来，而在于政权提供的服务产品如何。西方学者博罗斯坦从“输入”和“输出”两个维度解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，考察何为善政良治，最终的结论是：政治体系的“输出”维度，也就是如何行使公共权力，其公平与否才是政府质量的真正基础。西方政治家往往凭借竞选、演说征服选民，中国则自三代以来推崇刚毅木讷、先忧后乐，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十八世纪的中国热风靡欧洲，乾隆皇帝亲自春耕、奖励农桑的故事与图像，经由版画、瓷器、绘画、文学传到欧洲，成为一时风尚。法国、普鲁士等国君主争相效仿，要当开明专制的哲学王，直接促成了法国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。中国人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，政如农工、日夜思之的理念，悄然改造欧洲政治，形成了现代文官政治的雏形。

民心书写着为政者的名片，称量着一个时代的重量。历史对每一个人都会作出公正评价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“三勤”（腿勤、手勤、眼勤）治“三害”（盐碱、内涝、沙丘）兴“三宝”（花生、泡桐、大枣），把一块西方政治环境下可能迁徙人口、废弃不顾的荒地，改造成为宝地，其动力和出发点就是民心。对兰考百姓四处逃荒要饭的不忍、恻隐，体现了他的责任和忠诚；对党和国家的拳拳报效之念，使他奋不顾身忍受病痛的折磨。

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。顺民心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干出来的。当前西方政治的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、个体主义、分散主义弊端暴露，个体化时代加剧了族群冲突和社会分裂。少数政客为求选票不负责任，裹挟民意，操纵民心，以虚假的承诺欺骗人民，开空头支票忽悠大众，世界政坛思潮混乱，政治有沦为工具化、极端化、功利化的风险。回归民心这个政治的本原，去除政治化的政治色彩，还原其公共性、服务性的追求。不迁就和满足个人欲望，而是提升人性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，创造美好生活。在这个维度上，中国文化正在带给人类以新的启迪。（郑朝阳）